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文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必须将其放到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考察，弄清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彼此契合”向“有机结合”升华的必然逻辑。
一
中华民族是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进入近代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一次次入侵，古老的中华文明亟须更新和转型，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良方。这种学习，既有器物和制度的学习，也有思想文化的学习，但种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思维、历史思维、文化思维存在着内在联系。诸如，五行说、阴阳说证明中国哲学中很早就有朴素的唯物观和辩证法的思维因素。中国人注重“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证明中国哲学中包含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悠久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有相通之处，等等。因此，中国人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及文明转型路径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对建党先驱们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尤深。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多次表达对“大同”前景的向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把“大同”作为远大抱负，他在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后来他又把共产党人的远大追求称之为“大同境域”“世界的大同”；吴玉章在谈到他为何接受社会主义时这样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
中华文明在关键时刻的这一全新选择，是在世界文明交流碰撞中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变。“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文化的血脉得以延续，中华民族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二
由“契合”到“结合”，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产生。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强调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还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什么是“中国具体实际”？毫无疑问，在当时主要是指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现状、中华文明及历史作出全面分析，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942年2月，他要求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943年5月，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论述明确把“中国具体实际”表述为“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三个方面，标示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人听得懂、记得住的形式表达出来。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备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文风极为反感，称之为“洋八股”“党八股”，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强调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本人就是这种新文风的积极提倡者，也是率先践行者，善于把晦涩深奥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对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