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贵明生于1941年，1996年5月因煤气中毒医治无效不幸与世长辞，年仅55岁，就像一颗小小的流星悄然划过长空，默默地回归大地，在清贫中走完了充实而短暂的一生。当父亲遇难昏迷时，因没有车子进村，乡亲们硬是用担架翻山越岭把他抬到十多公里外的牛街进行抢救。住院期间，虽然正是抢收忙种的季节，可全村50余户人家及相邻几村部分乡亲都抽空陆续到罗平县人民医院看望了父亲，有的还不止一次。父亲的去世太突然，对我们兄妹七人和母亲来说，遭此厄运简直就像塌了天，一家人悲痛欲绝，痛苦万分！乡亲们不仅帮着忙里忙外，迎来送往，而且从父亲去世到出殡的十几个日日夜夜，一直轮流着陪我们日夜守灵。送葬那天，悲声遍野，亲友们哭得死去活来，送葬的乡亲们也泣不成声，就连抬棺的部分“搭众”都是一路抽泣！我见过太多的送葬仪式，有只亲友哭丧的，有只干嚎不流泪的，有出钱请人哭丧的，也有买录音带播哭的，可从未见过如此悲怆的场面。父亲作为名不见经传的一介草民，之所以受到乡亲们如此敬重，是因为父亲日积月累的付出，与乡亲们结下了割舍不掉的深厚情谊。他的音容笑貌就像他执著的追求一样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直到今天，大家依然传颂着父亲为群众谋利益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怀。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通过跟别人学习，能读一些简单的汉字，还能熟练运用算盘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加上奉行“行善积德”的人生理念，使父亲有幸成为村里老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个党员之一，当了多年的村保管员、村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副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几大员之一）、先后当选罗平县第八届、牛街乡第二届人大代表。这些职务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足挂齿，然而，父亲却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这些低微职务的意义。父亲向往美好，追求进步，身体力行地为家乡发展做了许多值得称颂的好事，但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年轻时起早贪黑带领大家植树造林，荫庇后人，筑坝修渠，灌溉粮田，炸石垒埂，平整土地，造福后人。虽然是吃大锅饭他也从不偷奸耍滑，手上的老茧总比别人粗糙厚实。我小时候，父亲偶尔摸一下我的脸，我就觉得像被树皮剐蹭一样疼痛。他脚板的皴裂大得吓人，尤其脚后跟及踝关节两下侧的皴裂更是又深又长，经常流出血来，家里有猪油就用猪油填敷一下，没有就不管它。有时走在路上一步一个血印，这些血印都深深踏进了我幼小的心灵！父亲的付出得到群众和上级的肯定，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父亲被推选为先进个人出席罗平县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接受表彰，奖品虽然只是一本印着金字的笔记本，但对父亲的鞭策和鼓励是今天的奖金无法比拟的。我工作后的第一个冬天，据实分别买了一双大头皮鞋和一双翻皮鞋给父亲和母亲，连同工会发的一床毛毯送回家里，父亲非常高兴，谈笑间流露出无限的喜悦。我知道，父亲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一双皮鞋和一床毛毯，而是因为儿子没有忘本！
由于山高坡陡，路途遥远，父亲和乡亲们爬坡下坎，跨溪过涧，踏着泥泞，风雨无阻地把粮食通过人背马驮运到公社所在地的牛街或者大寨电厂附近去加工，每次都没少吃苦受累。很多时候还得排队等候，有时一等就是几天，特别是到了年关，甚至要等到大年三十晚才摸黑跌跌撞撞地把大米和玉米面弄回家里。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多次强烈要求大队领导承头操办群众用电事宜。当时我们大斗达、干水塘、水塘边、大母古尼四个村子虽属木栖黑大队管辖，但与大队部所在村之间距离太远，大队部所在村寨及附近几个村寨认为与我们四个村子合作造价太高，大家承受不起，加之农用电难获批准等原因被束之高阁。万般无奈，父亲只好动员我们四个村子先架设电路，通过走村串寨，反复找另外三个相邻的村子商量终于达成共识。父亲被四个村子推选为代表，经常往返于四个村子和大寨电厂、公社、罗平县城之间。从请人测量线路，计划材料，估算投资，购买器材，栽杆架线，用电审批到通电运行，父亲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购买变压器，碾米磨面设备和用电审批几个关键环节，更让父亲跑断了腿，有时还要跑师宗、昆明和贵州兴义。那时我年纪还小，虽然不知道具体细节，但仍清楚地记得，从四个村子决定架设电路到正式搭火运行，再到后来的木杆换铁杆，在父亲的脚下足足磨穿了两双用马车外胎切成的“皮草鞋”。通过父亲和四个村子老一代锲而不舍地执著奔走，带着现代气息的高压线路于1975年从大寨电厂架到了我们四个小山村，明亮的灯光和机器的轰鸣不仅给我们几村带来了幸福，也给相邻几个大队带来了希望。在随后的几年间，他们也相继架通了电路，看到了现代文明之光。父亲的努力不仅受到四个村子乡亲的尊敬，还赢得了其他村寨的好评。
实行联产承包伊始，我村田地分包划界和牛马搭配十分棘手。因为难以平衡，所以大家都要求我父亲主持分配，父亲当仁不让，力求公平，但山区的田地毕竟不像坝区平整划一，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牛马也是大小强弱参差不齐，必然有人吃亏。为了不伤和气，父亲按当时的政策，结合本村具体情况搭配田地和牛马，然后由其他人先挑选，最后剩下的一份归我家。结果我家承包的田地大多又远又差，一些小田耕牛在里面都转不过身来，只能人力耕作，收种运输都很吃力。村子附近虽然也搭配得几片零零碎碎的田地，但要么瘦得连草都不会长，要么因紧靠村庄，难敌禽畜的踏害，无法耕种。分到的牛是一头驼子牛，俗称背锅牛，力量很差。分得的马是又瘦又小的蹩脚马，我和父亲赶着这匹小个儿老马驮粮到大寨电厂加工，驮子卸下后，一个叫董学忠的男子看着这匹马小得可笑，讥笑着走过去就把马抱起来，逗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这样的结果，母亲难免有点怨言，父亲总是淡淡地说：“吃得亏，在得一堆、让得人，挨得成，不要计较这些东西！”田地划分结束后，母亲笑着说，这个跑腿的这回该没什么公事可忙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父亲竟然为那些因信用社不放心而贷不到款的乡亲担保借款，并负责在贷款到期时，收取本息送到信用社或者等信用社的同志来取，成了一个没有俸禄的“二级信贷员”。这样跑腿的风险更大，搞不好就要成为替人还债的冤大头，母亲常为这事和他吵架，我们也很担心，好在大家都很守信用，几年来很少让父亲帮着赔钱。父亲这一大胆的做法为那些乡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2年法院派我去为信用社清收不良贷款时，我跟牛街信用社的同志说，如果有家乡的案子我得回避一下，一位当年常和父亲打交道的信贷员说，你们大斗达这一带现在存款的多，贷款的少，且很守信用，没有不良贷款，已经不像刚承包到户时，一部分群众要请你父亲承头我们才敢放贷款。听了这话，我心里感到无限欣慰。
我们四个村子从木栖黑划归德等村公所后，父亲没有再任村公所的任何职务，但父亲是个热心人，仍然为修建四个村子的公路忙前忙后，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协助村公所和自然村干部。该公路从罗黄公路德等段到大斗达共有5.65公里，除了四个村共同修建的4.05公里外，仅我们大斗达单独修建的就有1.6公里，国家只给了1000元的补助，在当时连买火线炸药都不够，村里压力很大。父亲就协助当时的村干部多次召开党员会、群众会，筹集资金，商讨方案。最后全村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将1.6公里路测设结束后按段划分到全村各户，限期完成任务。此间，父亲虽然没有任何职务，没有点滴报酬，可他在带领家人完成自己分到的任务的同时，依然抽空全心全意协助村干部管安全，抓质量，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公路于1986年建成通车，但因资金不足，公路路面较差。车跑起来损耗比较大，加之个别人赊欠煤款长期不付，卖煤的车都不愿意送煤进村。烟叶烘烤季节，大家都要来到黄罗公路上拦车买煤，可仍有部分群众买不到煤。他们就和一些生产比较忙，没有时间外出买煤的人请父亲到黄罗公路去拦车买煤。凭着父亲的毅力、人品和威信，煤炭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村里，可父亲早出晚归，要一连花去个把星期甚至是十来天才能把大家需要的煤炭买够。虽然浪费了许多时间，但父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由于父亲性格开朗，厚道正派，办事公正，附近几个村子群众有什么矛盾纠纷都喜欢请父亲去调解，虽然这不是他的职责，但他从来不推辞，总是乐呵呵地努力当好义务调解员。父亲为群众付出了很多，但在短短55个春秋里，父亲除了常说：“吃得亏，在得一堆、让得人，挨得成”两句朴实无华的话外，从来没有一句豪言壮语，总是用自己点点滴滴的行动践行了一个农民蜜蜂般质朴的忘我精神，赢得了周边群众的信赖。1981年父亲以平民身份当选罗平县第八届人大代表。1987年父亲再次以平民身份当选牛街乡第二届人大代表，这在当时也并不多见。虽然父亲当代表的时间不是太长，家乡的人们却常夸赞父亲这个代表当得好。
父亲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就匆匆离我们而去了，没有给我们兄妹留下什么财产，但给我们留下了比财产更重要的精神财富——为我们树立了永远的榜样。正像哲人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想起父亲，我就会信心百倍，迎难而上。我想，当今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大量像父亲一样默默奉献的小人物，更需要他那种无私奉献、积极进取和百折不挠的忘我精神。我也是一名当代的人大代表，更应该为新农村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根据有关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