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一词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我国的听证制度雏形，起源于1993年深圳市实行的价格审价制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出台，标志着我国听证制度的确立。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其中第34条明确规定，列入议程的法律案，立法机关“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在我国，已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进行了听证，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但是，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缺陷是明显的，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没有约束力，导致听了也白听；立法程序中的听证由于透明度还不够高，参加听证的人很难充分恰当地表述意见，另外还缺少民主机制，使得听证结果对立法机关的成员不能形成事实上的约束。然而由于它在“表达民意、集中民智”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至少敢于打破以往“部门立法”的单一模式，对推进民主立法进程无疑具有破冰意义。
当前，摆在立法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是，在立法听证实践中如何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力量均等？笔者认为，必须真正让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听证会上平等地进行辩论，才能避免“一边倒”现象发生。
如2003年7月，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了一场关于机动车停放管理的立法听证会，物业管理企业为了确保其所管理的停车场的既得利益，迅速联合成人多势众的陈述人“集团”，发言时立场一致；而业主由于其力量分散，只是一个潜在的利益集团，很难达成集体行动，也很少有人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公共利益，整个听证过程中，代表业主利益的声音就显得十分分散。
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社会地位、民主意识、知识素养、参政水平的高低之分，不同阶层民众表达意愿的能力并不均衡，由此自然分化出“强势民意”和“弱势民意”。
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农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下岗人员、城市外来人口、贫困人口、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尽管其权益最需要受到立法保护，但由于民意表达能力所限，在关乎其切身利益的相关立法决策过程中，往往无法有效地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诉求，甚至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孙志刚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所说：“民众的声音，必须通过相应的机制充分地表达出来。而目前的中国，民众听得到的，更多的是强势群体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也指出，在进行价格听证时，毕竟还有像消费者协会这样的执业机构部分地代表着消费者的利益。商人有商会代言，农民有谁代言？弱势群体有谁代言？
不同利益集团在立法进程中，通过听证这一博弈平台，所争取到的妥协结果，各方的利益，也从中得到平衡。因此，笔者认为，辩论是立法听证的核心。如果听证会没有激烈的争辩，那就会沦为一般性的座谈会。立法机关只有在广泛听取各方面辩论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这样才能预防立法的偏颇和缺失，从而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法规怎么定，敞门听民意”，随着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从“闭门立法”到“开门立法”是时代赋予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立法听证正在从一个学术名词走入立法实践，自然需要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毋庸置疑，立法听证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尤其是立法民主化进程中，必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欣喜和思索。
（作者单位：云南足球比分网：研究室宣传处 朱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