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记：“公元前399年，他（苏格拉底）被控告为‘不敬神’”，“经过苏格拉底不服申辩后，法庭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友人及其学生劝他逃跑，但被他拒绝。理由是：判决虽然违背事实，有失公正，但必须服从。所以他安然服毒死去。”苏格拉底的行为作为一种典范说明法律在西方人心目中毋庸置疑的至上地位，为了维护法律，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说，法治信念是西方社会的特征。苏格拉底对法治的态度也说明西方社会对法治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法治是值得人们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的理想，而世俗的“法制”或法庭判决未必都符合法治的精神。即使如此，人们也必须服从法制与法庭判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维护法治的权威性，法治的精神才能得到弘扬。人们不会因现实中法制的某项条款或某个法庭的判决有悖事实而怀疑或放弃对法治的追求，相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常常成为人们不懈努力的动力。法治的信念使人们不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甚至对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苏格拉底失去了生命，但他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中国传统社会的信念是道德，与苏格拉底几乎同时代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家孟子有一句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行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忠孝节义为基础的“孔孟之道”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体系，这个体系统治了中国数千年。像西方社会法律至上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是至上的——中国人对道德的追求也是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为帝王将相而撰写的二十五史，竟然能让出一席之地为一些道德昭著的“草民”树碑立传，可见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份量。位至九五之尊的帝王，可以因“失德”被社会所谴责，被历史所唾弃；命如草芥的百姓可以因“有德”名彪史册，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正因为视道德重于生命，中国古代才有不胜枚举的感天地、泣鬼神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久而久之，它形成一种民族的精神而代代相传。
法治信念和道德信念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与各自产生的社会文化相吻合并成为东西方文化的鲜明标志。近代文明与传统的信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复兴，近代西方法治的文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断的那样：“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近代以来对西方的学习，尤其是对西方法治的借鉴，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我们今日有暇对传统进行从容的理性反思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道德信念与法治信念并不矛盾，讲求自律的道德与讲求制约的法制虽有其不同的规范对象，但其所要达到的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道德信念与法治信念的差异恰好可以互补。中国传统文化总是致力于将法律的负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而西方社会则致力于将法律的积极作用发挥到尽可能大的范围。中国传统注意到了立法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立“善法”，以治天下；而西方注意到法律具有至上的地位，使其更改也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在没有更改之前，人人必须遵守。
我们无须去评判法治信念与道德信念哪个更优越或更合理，因为它们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传统文明中它们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当今世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任何民族既不应排斥外来的先进文化，也不应放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只有将法治信念与道德信念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时，我们才能不辜负时代的重托，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
（作者：云南足球比分网：研究室宣传处处长 邮编：6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