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军
“忧劳可兴国”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古人告诫下一代要有“忧国忧民意识”，要在“忧患”和“辛劳”中放眼全球，立志长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的疾苦，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顽强拼搏，自强、自励、自警、自醒的古词训条，今天看来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忧劳是忧天下之劳苦大众之劳，为民担忧，为民分愁，为民谋利。从历史上大凡有成就的仁人志士都把“忧劳可兴国”作为自己和别人的作佑铭，来激励、鞭策人们奋发进取，与社会不良习气、歪理邪说进行抗争，图得就是淡泊名利地位，蔑视高官厚爵，把荣华富贵，良田万顷等看作粪土、垃圾，以大无为的自我牺牲精神，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人民的安康、幸福、社会的繁荣昌盛。例如宋朝的范仲淹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悲壮词句舒发了自己的慷慨激昂，替民请愿而不惜官府残酷压制放逐的现实；南宋的岳飞、辛弃疾身陷囵圄，仍胸怀大志，对国家的振兴，民族兴旺，人民生活富裕等等不辞辛劳，忘我奋斗，用“精忠报国”的《满江红》和《长恨歌》书写了一曲人生的壮歌。再如近代的李大钊、鲁迅、吉鸿昌、江姐等爱国人士，在旧中国白色恐怖的追杀、诱捕下，于已生死未卜，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和谋求新中国的解放，宁愿上前一步死，而决不后退半步生，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用《新青年》、《我的呐喊》、“我是中国人”、“我愿把牢底来做穿”等等豪言壮语和不屈不挠的实际行动给我们展示了“忧劳可兴国”、“壮志未酬心未甘”的爱国主义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的许多国家，无一不是用“忧劳可兴国”的思想来教育子孙后代的。日本地处岛国，资源匮乏，原料短缺，但工业十分发达。但该国总忘不了从小对他们的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危机感”、“奋发、顽强的事业感”、“生存、竞争意识”等的教育。那怕是利用开展“夏令营”到北京天安门前的机会，也用数日产车的多少来对学习进行爱国主义自豪感教育，让小孩在幼小的心灵中，就萌生一种“忧国忧民感”、“勤奋、拼搏感”、“多难兴邦，逸豫亡身”的思维理念，通过这种有形教育，无形培养，潜移默化地增加了奋发拼搏意识和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我们今天教育独生子女何尝不也是这样呢？如今的独生子女，在优越的环境中，在父母的百般宠爱下，在爷爷奶奶的关护下，无忧无虑，尽享天伦之乐，成为骄惯的“小皇帝”。像这下去，他们哪里还知道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道理，哪里还知道“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训条。因此，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自强、自励、自信、自尊、自重的独立生活教育以及艰苦环境的磨炼、摔打，以从小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忱，培养他们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治国观。只有这样，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如果我们在和平、安定、幸福、祥和的日子里，只顾沉浸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中，不注重总结患得患失问题，不善于分析和研究以及探讨和处置我国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不顾及全国仍有很多万贫困人口、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还极不发达的客观实际，盲目乐观，像有的领导干部那样，高高在上，麻目不仁，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背道而驰，不深入到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疾苦，不求实际地去追求奢华，沉缅于花天酒地，花前月下，不研究经济，不探讨问题，仅靠能说会道、遛须拍马、阿 奉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能欺骗人们一时，不能蒙弊人们一世。“国兴于俭，败于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替党和人民分忧解愁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做人、立志的行为准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我们只有树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崇高思想境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力求把取得的辉煌成就同防满骄纵，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相结合，把危机感同使命感、责任感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样才能“满则虑谦（不足），
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才可“百举而不陷（失误、被动）”。因此，“忧劳可兴国，逸豫可亡身”和“忧民可得民心，忧天下者则得天下”都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指导原则，是辩证的治国观。今天，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身上，不也需要多点忧患意识和忧劳可兴国的观念，少点贪图享乐、脱离人民群众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大有希望、我们的工作就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所进行的宏伟事业也就会充满勃勃生机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