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比分网_球探体育比分-在线直播

图片
延安归来话和谐
发布时间: 2006-12-30      来源:足球比分网_球探体育比分-在线直播      【字体:大?中?小】     分享到:

 

延安归来话和谐

龙永春

20061023

 

最近,有幸参加了省委党校组织的到延安参观考察的体验式教学,深感这次延安之行安排得好,参观得细,体会得深。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通过这次延安之行,我更加认识到体验式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0年,我曾经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过“继承光荣传统,弘扬延安精神”的论文,自信对延安精神有所了解,对党中央、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的事迹早已耳熟能详。通过这次体验式教学,实地到延安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大不一样了。我们边走边听边议边想,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清凉山新华社遗址,听了讲解员饱含深情的讲解,看了老区人民的街头表演,与导游一起在车上高唱延安时期的革命歌曲,受到的震撼完全是过去单凭听老师讲、或自己看书、看电影、查资料所获得的理性知识无法相提并论的。因此,我在考察报告初稿上加了两句话:“所到之处,无不为延安人民对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所感动,无不为老区人民弘扬延安精神奋发创新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风貌所激励”,这是我的真切感受,也是全体学友对这次延安之行的真切感受。

什么是延安精神,过去一般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通过这次考察,我们感到延安精神绝不能等同于“南泥湾精神”,也远不是可以用“艰苦奋斗”4个字就能够概括得了的。从1935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483月东渡黄河,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战斗了13个春秋。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光辉论著,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讲话;我们党在这里开展了延安整风,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语)。事实说明,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是我们党以创新的勇气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们党不断总结、精心培育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时期。因此可以说,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风范相结合而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人们对延安精神的认识有不同的表述,但它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结晶,是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不仅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践者,是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江泽民同志20033月视察陕西省时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四句话,代表了我们党对延安精神认识的升华。

学习延安精神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和光大延安精神。怎样弘扬和光大延安精神?胡锦涛同志1995119在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要求我们:“一要发扬百折不挠的革命坚定性。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增强必胜的信念。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实务实,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三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困难,进一步增强自尊心、自信心,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关键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四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持优良传统,坚决刹住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拉花架子等不良作风,要扎扎实实做几件取信于民的事情”。锦涛同志是这样讲的,以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是这样做的。

弘扬和光大延安精神,一是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毛主席19491026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谆谆教导我们,要“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党靠艰苦奋斗精神起家,党和人民的事业靠艰苦奋斗精神发展壮大,进行现代化建设也要用艰苦奋斗精神去实现。建国57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没有不继续艰苦奋斗的理由,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二是要始终坚持执政为民。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执政为民,就要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作为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更应当尽可能多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要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广大工人、农民中去,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扎扎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们看到一张毛主席弯下腰同红小鬼谈话的照片,勾起了很多联想。只有象毛主席一样,深入到群众之中,和群众面对面地谈话,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要把走访变成作秀,更不能把下基层作为大吃大喝的借口。三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策略、纲领和方针政策,都是在延安时期确立和不断完善的。如果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不会有延安精神,也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很多新矛盾和新问题要靠我们去解决,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认识和探索,只有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的工作才能体现出时代性,才能把握住规律性,才能创造性地开拓新局面。四是要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灵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实事求是”这句话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一书。该书在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时,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将其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应该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从事实求真相,得出结论。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从哲学的高度对这句古话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科学的哲理。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经过毛主席的重新解释,实事求是这句古话变成了对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通俗表述,成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艰苦奋斗、执政为民也好,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好,关键都要靠实事求是。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个党员干部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不脱离群众、才不会脱离实际。

赴延安学习考察期间,正值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到延安的17位学员对六中全会都十分关心,回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全会消息,回到昆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报纸上是否登了全会的决定。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决定》完全采用了胡锦涛同志去年2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关于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定义;明确地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9项主要任务;《决定》提出全党必须遵循的6项原则,涵盖了构建和谐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作方针、工作动力、工作保证、工作条件、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针对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决定》以相当大的篇幅,从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等5个方面,提出了28项政策措施,顺党心合民意,确实是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

学习《决定》及其相关文件,我深切地感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集历史大成的会议。建党85年来,我们经历了三个28年。头28年,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第二个28年,是1950年到1978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苦苦探索,历经艰难曲折,走了不少弯路,虽然到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但这一阶段建立的工业基础,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第三个28年,即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现在,我们党汲取十年动乱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通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科学地回答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问题,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经过第三个28年的发展,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00美元,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算起,我们党历经了五个届次、召开了35次中央全会,其中有15次主要讨论经济事务,3次讨论政治事务,2次讨论文化事务,15次讨论党的建设(包括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准备提交下届代表大会文件草案等),唯独这一次是专题研究社会发展及相关的社会建设与管理。全会作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得出的深刻结论。

《决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社会实践,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举措:《决定》第一次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并列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社会体制”的重大观点,把“同步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要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决定》在总结近年来思想道德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定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把和谐文化建设提升到了新高度;第一次提出要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第一次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要“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等理念。特别是《决定》把“和谐”列在“富强民主文明”之后,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超出了目前党章和宪法的相关表述,充分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建立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孜孜以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方面。从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延安时期堪称典范。我们在参观中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各社会成员、群体、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协调,在深重的民族矛盾面前,大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互相帮助;党内生活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各党各派在团结抗战的口号下结成了爱国统一战线;军、政、民亲密无间,无一人不尽其职,无一事不利救亡。正是这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社会名流集聚延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理想和抗日救亡事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青春。

今天,我们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就是要以延安时期为榜样,坚持以人为本,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陕北人民用心声唱出的时代最强音。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立党、执政的最高标准,我们党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首先要牢固树立民本思想,只有深怀爱民之心,关心群众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形成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二是要有亲民作风,关系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的实现,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集中民智、符合民利。三是要有平民情怀,要以普通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把维护社会公平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为群众解难事,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使全体人民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四是要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认真对待并切实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利益,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五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畅通人民群众的诉求渠道,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龙永春,云南省绥江县人,中共党员,现为云南足球比分网:副秘书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对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有广泛研究,在《云南社会科学》、《思想战线》、《经济问题探索》、《云南社科动态》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论文。自撰或与他人合著出版了《云南与东南亚》、《东南亚十国概览》、《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与合作》、《云南概况》、《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云南简史》、《云南农业法制研究》、《云南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研究》、《秘书工作常识》、《公文评析》等书,担纲国家级、省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多个。其《当代云南简史》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专著)一等奖,《关于深化云南农村改革的研究》论文获云南省政府十年科技成果二等奖。